游戏的人

今天小寒，天空灰蒙蒙，我昏昏欲睡目光迷离。无端地想起我早已想为之写上两句的《中国》，2004年最让我震动的电影。当我开始回忆，才发现回忆已经褪色，就好像坐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味着已经离去半天的美人，捕捉空气中若有若无的一丝幽香或环佩叮当。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拍摄于1972年，从1974年开始被集中批判。32年过去了，这是它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公开放映”——加引号的原因是由于场地场次所限，观摩者大约只能有几千人。而且与此前在电影粉丝的小圈子里流传的两小时版本录像、光盘不同，这次可是近四个小时的电影胶片啊，难怪许多“圈内人”对此无比心驰神往，连带着也让我感到一丝激动。

那天下午，我俩艰难地穿过半个北京城，沿着车水马龙且水泄只慢慢通一点的三环路，晚六点赶到影院。很幸运地在几乎爆满的情况下找到了可能是全场唯一的两个相邻空座。外国人和媒体都挺多。一边吃鸡蛋面饼春卷鸡肉卷一边开始看《中国》。

在影院里，可以和许多人分享观看的情绪。这是一部全无敌意的纪录片，相反，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中国出乎意料的向上、昂扬、积极，人们也许物质匮乏但却幸福满足。尽管并未经历文革，但是影院里的年轻人似乎被一个个含蓄沉稳的长镜头唤醒了童年尘封的记忆：单纯、稚拙、理想主义、集体生活、政治话语……这样的感觉和要素扎根在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影片从天安门开始，从几名妇女淳朴的笑脸开始，曦光初现的北京街道，黄、灰、蓝色的人群和自行车流，晨练的人们在打太极，一位老者骑车而过，双手脱把缓缓挥舞，潇洒从容，影院里飘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我们和安东尼奥尼一起，以半信半疑的眼光审视着一名产妇如何被长长的银针刺入身体实施麻醉，锋锐的手术刀如何划开她的肚腹（鲜血一瞬间从切口涌出，腹部被拉开，影院中传来女生的惊呼），一双手如何从她腹中捉出湿漉漉的婴儿，而镜头不时摇到产妇脸上——惊叹的声音从身边传来——她居然一直都在清醒地微笑！

我们先后看到了1972年的北京、河南林县、苏州、南京、上海，看到了数以千计的最普通的中国人，和数以百计的脸部大特写。在那五个星期中，安东尼奥尼怀着对“人”的热爱，最大限度地关注并诚实地记录着中国人的生活、行动、情绪。这也成为后来他遭受批判的一大罪状：

• “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
• “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 “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 “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摘自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

关于“雄姿”、“兴旺”、“热气腾腾”、“丰收景象”，我们从来不缺乏。然而那个年代留下的影像从未如此多地去展现普通人的面孔，展现国家一切财富的主人的除了灿烂微笑和横眉怒目之外的其它表情。于是我们就不会忘记，在1972年的北京、苏州、上海街头，长镜头如饥似渴地缓缓推拉摇移，捕捉到一张张表情迥异的脸，呆滞、生动、羞涩、期待、迷茫……渐渐地你就仿佛飞渡时光置身人流之中。

他带着热情和友善，然而又竭力克制热情努力客观。他并不曾期望深入了解，而只是想“去看一看，去看和记录从我眼皮底下经过的东西”。这样的真诚和简单，恰恰是凡事喜高调、从小擅长总结中心思想拔高立意的我们所缺乏的。然而这样的视角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力量。我们对那么多的镜头会心一笑，愉快或苦涩——是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样活的。

在那些学校、幼儿园里，孩子们整齐地列队行进，喊着口令。他们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老成持重，努力的朗读、做操、赛跑、唱歌。奶声奶气的童声在高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今天的小朋友，会一起唱春田花花幼稚园之歌吗），几个穿着漂亮新衣的孩子在教室中心跳舞（他们一定是幼儿园里最根正苗红的宠儿）。一个满脸严肃的小朋友偷偷捅了一下旁边有点坐不住的孩子，她是在提醒同伴：别闹了，在拍电影呢！偶尔我们也能看见几个真正孩子气的举动。

北京的一个国营菜市场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蔬菜食品被码放成美观的几何图形，人们举着钱争相抢购鸡和鱼，大妈们抓鱼的时候溅湿衣襟也全然不顾。在苏州的茶馆里，坐满了食客，退休的老人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然而从来没有哪怕一个人看向镜头——大家竭力装作镜头并不存在，伪装成“原生”状态。这和苏州河上缓缓驶过的机帆船不同，一船乘客好奇而呆呆地望向这边；这和在西单街头即兴拍摄的那些人不同，记忆犹新的是，有个小伙子东张西望，突然发现有人在拍摄自己，咧嘴粲然一笑，影院里哗然一片；这和河南小村子里不同，那些从未见过卷发高鼻的外国人的村民们，充满好奇然而惊慌、羞怯、兴奋，所有人都贴着土墙屋角或门边站着看过来，镜头转向哪儿，那儿的人群就转身落荒而逃。村长出来了，他告诉大家不要害怕，但却偷偷地示意让那些穿的最破旧的、最老迈的人回家去。

被走访的一户工人家里做了一顿有鱼有肉的饭，被问及为什么还没要孩子时女主人回答，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在公园里，人们吃着面包休息、聊天、打扑克。学生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一二三四，走着正步扛着铁锹扫帚去农村锻炼干活。旁白称赞工人们的热情，下班后他们仍自发聚集在一起，读报，讨论时政，学习毛泽东思想。村支部开会，几位农民讨论生产问题，年轻的支书先从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起。

真实？虚假？摆拍？被欺骗？安东尼奥尼当然不能随意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动，他想到黄浦江另一边去拍摄，但最后被陪同告知需要重重手续，而那边工厂的年轻负责人非常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哪怕这个外国人是被中央许可来拍摄的。我们在不停地判断，哪些内容是捕捉到的，哪些是被事先设计呈现给他的——但是即便是被呈现的，难道不真实么？集体生活、政治话语、表演、开会、学习、赞美、繁荣……这难道不是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片断吗？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中无数次经历的瞬间吗？是的，这就是中国。

农场午后，一头猪正在打瞌睡，高音喇叭里突然响起高亢的样板戏，猪吓得一哆嗦站起来，使劲摇摇头。全场观众大笑。1974年的人民日报评论道：“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大师想来听不懂样板戏，也不大会考究这时喇叭里唱得是什么，和捕捉到的其它许多瞬间一样，他具有令人称妙的幽默感。

北京有着灰蒙蒙天空和建筑、尘土飞扬；林县的低矮破敝小土屋；苏州的蜿蜒河流，婉约园林；上海的高大洋楼、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湿漉漉如水墨画的街道（旁座的女生对其男友惊叹：好美）。南方的几个城市较之北京，人民的衣着从色彩到款式都更为丰富，商业更发达，表情更生动多样灵活，可以看出那时候北京的经济和生活水准尚为落后。当银幕上出现几个南京街头的姑娘时，影院里响起惊叹——看了两、三个小时，终于看到拿如今的标准来看也算美女的女人啦！

影片的结尾是一场杂技表演，观众们叼着冰棍儿等待演出开场。热烈的掌声中艺人们表现得十分精彩，影院里我们的掌声也是此起彼伏，仿佛刚刚发现这门艺术的魅力。掌声中，这部伟大的纪录片戛然而止。安东尼奥尼号时间机器停止。我们走出影院，步行、骑车、驾车、打的或乘坐公交车，散落向城市四面八方。

细节，无数的细节，从眼中耳中进入然而又离去了，就像历史本身，呼啸着冲向我们，穿过我们的身体，然后再不回头。有幸能一睹《中国》，然而再次与它相逢，却不知会是何年了。它什么时候能真正地走向院线，让千万普通中国人能暂时陷入回忆之中呢？

抽空行文至此，已近午夜。从午后起，北京一直飘落雪花，天空寥落。下面再加几条相关资料和链接：

安东尼奥尼对于整个中国对他的排山倒海的批判的回答：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他对电影的相关阐述：

“我从意大利去的时候带着[这些]孩子气的幻想，我不知道现在回想这些有什么用，但是我想逃避那种完成一份工作后常有的诱惑，那就是让结果去符合最初的意向。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

“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记得，在(与我的东道主)讨论拍摄计划的第一天，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什么是最明显地象征解放后中国的变化的东西，‘人’，他们回答道。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至少是一致的。我关注的主要是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请别误会，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种也许不可模仿的模式，有待我们进行更认真的研究，但人民是最打动我的。那么，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我的中国经验可以分为极为不同、完全分离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拍摄部分，是参观中国某些地区的那一部分，可惜看得不多，因为时间上不允许。这一部分的经验绝对是正面的。我看到了一个人民、一个国家，它鲜明地带着已发生的革命所留下的印痕。在寻找这个新社会的形象时，我追随我的本性，注重个人和展示新人，而不只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了理解这种结构，需要在那个国家中呆上长得多的时间。[……]此外，政治和社会机构是种抽象的单位，很难用画面来表达，需要在画面外再加上文字说明，但那不是我的角色。我去中国时不是为了去了解它，而是为了去看一看，去看和记录从我眼皮底下经过的东西。”

安东尼奥尼生平介绍：

安东尼奥尼的导演生涯 趋于梦想的真实–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有关《中国》的介绍：

32年之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又回来了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安东尼奥尼的荣誉与痛苦

趣文共赏：
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1974年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台湾孩子第一次看到的安东尼奥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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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电影, 纪录片, 安东尼奥尼,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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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读过的第三本库切的小说。相较而言，《等待野蛮人》因寓言式、魔幻式的风格和优美的笔触而使沉重的主题乘上了轻盈的马车，而《青春》这部第三人称半自传体小说在某些层面上——例如，一个年轻人在沉闷的体制和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被如何磨损——激起了我的共鸣。《耻》比《等待野蛮人》平实，比《青春》沉重，想要表达的观点或情绪也更复杂与多元。

故事很简单。讲授文学的大学传播系教授卢里年过五十，早已离异独居，仍不时情欲冲动。他半引诱半命令地把一个女学生弄上了床，后来发现似乎对她动了情。然而丑闻被曝光，卢里基于自己的“原则”或“自尊”，拒绝发表认错声明，对学院的审查一口承认，实则逃避，终于丢掉了教席。他逃离了居住的城市，逃离耻辱的风眼，来到女儿居住的农村。一直在默默抵抗父亲威权的女儿选择的是回归田园的生活道路，卢里发觉在这里自己失去了在熟悉环境里的自由和中心感，但他把这当成新生活需要适应的部分。灾难突然降临，三个黑人袭击了他们的家，强暴了女儿，打伤了卢里，洗劫财物，开走汽车。出乎卢里意料的是，女儿对此保持缄默，不对警方提起，当地人和警方似乎都不觉此案有何严重，有意无意地敷衍。时间流逝，卢里的怒气与自尊被消磨，他回到城里，却回不去过去的生活。女儿怀上了强奸犯的孩子，并且打算生下来，同时她决定嫁给自己曾经的老黑人雇工，做他第三个老婆以获取庇护，她把这一切当成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必须偿付的代价，纷至沓来的事实重重打击了卢里。在哭泣之后，他似乎已经放弃了什么。他每日和最初根本瞧不起的妇女一起工作，让那些老弱病残的狗安乐死，等待着成为祖父的那天到来。

读下来并不枯燥，但难免觉得隔阂。我生活的土地上没有这样的殖民历史，没有类似的种族分歧与冲突。于是得费思量，才有些理解女儿沉痛而平静的描述，强暴者似乎就是为了强暴而来，他们的暴行被她理解为收回历史旧帐的行为，那种仇恨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个种族。至于道德评判，例如多年来殖民者的错误不能也不应加诸于无辜女子，这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的重点，更不会是设身处地的主角们脑海中的议题。女儿对此事平静以待不以为耻甚至愿意生下孩子，深层原因似乎是她更以历史上自己的种族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侵入为耻。作者似乎将谴责的箭头最终指向了历史罪行。

而卢里以此为耻辱，不光是遭受暴力无以回应，更是自己多年来一贯的“城市人”、“知识分子”、“白人”的优越感的灰飞烟灭。多年来学院里如鱼得水的知识、文化、思想，在这里什么用场也派不上，在黑人们熟练的生活技能相形见绌，他们也不再在乎他的意见、态度和命令，这和曾经的岁月大不一样了；而他甘愿为之抛弃教职，抛弃退休金和随之而来的平静美好晚年生活的那份自尊，也被敲打得千疮百孔——不是直接的侮辱，而是根本就没人理会他可怜的自尊。在黑人邻居的聚会上，他和女儿是唯一的两个白人，尴尬的情绪仿佛是深入非洲大陆的小小殖民飞地的缩影，是南非被农村包围的若干城市的缩影；他也终于和从事动物救助的谈不上长相和身段的老女人搞上，终于发现自己的衰老。故事结尾，他放弃了将那条自己还有些喜欢的老狗多留些时日的想法，决定让它就此死掉，同时放弃的大约还有重拾尊严的希望，还有曾敝帚自珍但已然无用的诸如同情、温存、知识分子的所谓理想主义等等。曾经高高昂起仰望天空的面孔，业已谦卑地贴近大地，贴近这世俗和尘埃，变得坚硬而且粗糙。

耻，作为书名，也作为全书的多重意蕴，还有颇多可玩味之处。卢里曾和数百女人睡过觉，和学生上床也或多或少利用了教授的权威身份和许予她的好处，而且他认为忠于自己的身体的欲望和本能，几乎不属于道德上的错误；但他的女儿被三个陌生男子插入的事实发生，他却为此耻辱和愤慨。难道仅是因为强迫？仅是因为是三个黑人？还是因为在他的性历史中，一直是作为“侵入”的主体，而今却破天荒成为客体（他的女儿）？又或因为三个黑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欲望本能，而是更多为了报复和仇恨？

全书不时穿插卢里一直构思和写作，但到书末也未完成的一出关于拜伦的戏剧，似乎可以作为卢里对于两性关系等问题的思想变化的线索和脉络。

从内容和主题上来讲，很难说阅读这本小说让我感到愉快。但你也不能说这是个悲剧色彩的故事，一切都在继续，这是真正的生活。

Tags: 耻, 诺贝尔奖, 库切, 殖民

年轻的白领不无得意地把自己裹进笔挺风衣，意气风发地走在上班路上。

走出地铁站，黑色柏油路面和白色油漆画的线一直伸向远方，洒下一地细小狭长的黄叶。一辆车悄无声息地滑过，卷动满地黄叶，仿佛电影中场景。

一个女孩骑车从身边经过，外套后背上用漫画笔触描绘着同一只猫的两副面孔，一个可爱一个狰狞，下面的英文是： ANGEL OR DEVIL。她轻巧地转了个弯，消失在车流中。

昨天晚上，一个法国老帅哥让·雅尔在午门和正阳门演奏了他的电子音乐，拉开“法国文化年”序幕。

再往前两天，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之父在巴黎辞世。

昨天翻书，看到诗人于坚在其文《棕皮手记》里写到的，大意是说我们的记忆选择那些对宏大叙事来说“有意义”的生活，而那些属于纯粹个人的琐碎历史和回忆则被抹除，仿佛不存在；生活的无聊便在于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过这样“有意义”的生活；张爱玲或者普鲁斯特的独特，恰在于他们在大时代浪花中仍能保持独特的眼睛和心灵，来书写那些无意义的时光瞬间。

或有道理。

回想一年或者十年，我或者记得香港回归，记得申奥和冲击世界杯成功，记得非典，然而又记得多少个人生活的瞬间？你记得曾居住过十年的老屋里的小摆设或墙上的斑痕吗？

这样的记忆早已经被各种压力和诱惑淘汰，因为你无法说出它的“用途”或“价值”。

我想于坚说话的本意和我读出的意思，都并非要做事无巨细刻入脑中的人，那就像博尔赫斯曾在一个短篇里描述的那个记忆力天才一样痛苦。

我向来不了解诗人，也不喜欢诗人，但至少在他的这个小段落里有所共鸣。

Tags: 记忆, 北京,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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