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开两会。各种各样的提案纷纷见诸报端，都是关乎民生的事情。但其中有一则，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看后先是气愤，再是悲哀。

大体上，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的观点是：城市人口要和城市资源、发展等成比例，目前北京人口已经太多，逼近极限，基础、公共设施，卫生、交通等也都到了承受极限；而原因是外来人口太多，所以应该建立一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的涌入。

乍看言之成理，且冠冕堂皇。其实对于类似问题，持何种观点都是立场的体现，让我气愤或者悲哀的，不是她针对问题提出的措施合理与否，而是这些措施体现的立场：作为一个“北京人”、“精英”、既得利益者，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她放弃了“公平”，选择了自认为的“效率”（实际上能否保证“效率”还很难说）；而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在线谈话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地域歧视、学历歧视等等，更是非常令我讨厌。

对于这些歧视，网上已经有排山倒海的批判。这里随便挑出张委员的一些话来看看：

作为可能左右政策走向、引导舆论的人，在公开场合发言不该如此不科学——外来人口素质低？有何证据表明？每年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大学生进入北京、高学历人才进入北京，我也是“外来人口”，你说我素质低？再者，建筑工人、服务员、保姆……底层劳动者素质就低了？我看很多好逸恶劳、靠着祖上房产过日子、除了嘴皮子啥都没有的、混日子的北京人素质才低呢。

“乘坐公共汽车”是张委员非常得意的一个比喻，因为她前后说过好多遍。但是真的能如此简单的比喻吗？谁都知道北京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都是因为全国各地、全国人民从人、财、物等方面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持和贡献；可是等到这个“公交车”造好了，这里的原住民却天然地能享有一切利益只因他们碰巧诞生于此，其他的贡献者却被告知“满员了，别想上来”，这是公平正当的吗？——恐怕，她的呼吁，希望被“真切爱护”的不是首都，而是已经占有首都的好处的人吧。

这样的描述，普通百姓都不陌生。但是有没想过消耗资源的是谁？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城市中，穷人们对水电煤气都省着用，更没有那么多电器，没有私家轿车占用道路资源和污染大气——交通很糟糕，这是因为外来人口太多吗？还是因为私车过多、政府调控不当、交通线路设计不合理？公共汽车很挤，我每次坐726都挤的跟沙丁鱼罐头一样——可是tmd为啥二十分钟才开一班？我的猜想是公交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是不愿意让车出现空座的，自然不会给你五分钟发一趟车。 民工、保姆、收废品的人们，大约没有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占用公共交通资源”，至于看病，对不起，连我都看不起、看不上。

张惟英：实话实说，那肯定不是，但是要让这些人能合理流动还是要靠市场，只有靠其他城市发展增加吸引力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太复杂。但从整个北京来说，城市要发展，已经在北京生活的人，你没法让他们出去，人口承载一定程度上就只能限制想来北京的人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嗯，无奈之举，但是你不该说什么：

张惟英：但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好吧，所有收废品的同志罢工吧！你们的存在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你们为啥不去搞IT呢？

不再多举例了。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从各方面指出了这个“人口准入”论的混蛋之处。而张委员也再次在采访中解释：人口准入并非排斥外来者，并非歧视。正如我所说，准入或者限制作为一种调节方法，妥当与否尚不算混蛋，混蛋的是提出此方法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立场——远离平民，远离公平。

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想到了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新东方罗永浩关于暂住证的演讲。罗某人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总之是话糙理不全糙，看来甚觉过瘾，有兴趣的人不妨去搜音频听听。其中有一段摘在下面，对“人口准入”论算是当头一棒：

实行了半个世纪野蛮的户口制度之后，城里人开始丧尽天良，因为他已经形成习惯思维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动不动我听到城里的居民————我告诉你，我生下来就是城里户口，虽然不是大城市，没有当过一天的农民，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农民的艰辛处境。这就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表现而已————城里人麻木不仁在那说什么无耻的话，说：“嘿，农民要都要随便到城里，城里不就乱了吗？”这句话说得多么无耻啊？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在城里他在乡下？你怕乱你下我乡下去，人家不怕乱留在城里。真他妈无耻，我每次我听到城里的市民讲这种话的时候我就由衷的感到恶心。已经糊涂到什么程度？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在城里他在乡下啊？你怕乱你到乡下去，他不怕乱他留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