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7

《那儿》(又名《英特纳雄那儿》,原载2004年《当代》第5期)。下岗工人、坐台、国资流失、上访、改革……一些听到很多人麻木的词,在变成“生动鲜活”的生活画卷时,是那样真切、震撼和触目惊心。小说写的那些人,那些事,就在我们周围,甚至就是我们中的一分子。这儿还有有关《那儿》的评论和专题

MW前几天写的 脆弱,后来我们讨论这则“民工专列”的新闻,认为做得还是很不够。什么人可以买这种车的票?怎么买到?全国有多少列?每日多少列?载多少人?是否都有座?我们叹气,中国的火车票都到哪里去了?民工买不到,普通老百姓买不到,小公务员也买不到(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一直到国安局),要不是找上了地头蛇北京市委的朋友,估计我们也只能和民工一样,嘴里叼着票随时准备狂奔,挤上无座的临时列车吧。哦,不,我们还多点选择,也许可以用翻倍的钱去买张票贩子手里的票……这只是春运的现实,而还有方方面面的现实,提醒着我们,我们的生活轻松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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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到北京四措施网上禁赌 门户网站须过滤“关键词”,其中提到:

北京日报的报道说,今后,各大门户网站要主动过滤“下注”、“盘口”、“赔率”等关键词,彻底切断通过搜索引擎寻找网上赌博途径的链条……为打击网上赌博活动,北京市昨天部署四大措施:……2、加强监控。新浪、搜狐、网易、TOM、百度等十余家门户网站及其它大型网站要对搜索引擎中的“下注”、“盘口”、“赔率”这些关键词进行过滤。

嗯,在这个“网络成为舆论主阵地”的时代,过滤已经成了我们堵截信息的万灵药了么?我很想知道,随着一个个运动的开展,汉语辞典里的词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那些“非法”的该死的罪恶的词语都应该被过滤掉!对了,为什么各大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不干脆把“赌博”过滤掉呢?——大约过滤之后,会有上千万个网页就此断绝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吧,其中属于赌博网站的,有万分之几呢?

提高执政能力,与时俱进,如果不是空话,那么实在应该再想点好招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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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的 陈天桥与网络“鸦片战争” 是 不多见的努力想较全面和客观地报道有关网游负面影响与产业经济的文章,将以陶宏开和陈天桥为代表的两种利益势力比拟作当年的鸦片战争。道德、资本;文化、市场;自由、沉迷……双方各执一词,然而从报道中,却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义利之辨顾左右而言它的狡猾,一方执道德大旗却偏执、顽固而片面。谁能代表谁?谁 能主宰谁?

陈说:

陈天桥指责“很多人看到现象却没有看到本质”,因为在现象的层面上,他没有反驳陶宏开的余地——毕竟现在很多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当中不能自拔,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有时并不亚于真正的鸦片。于是陈天桥扬长避短,转而用商业结果来说事,论证《传奇》走红的必然性以及《学 雷锋》就是做不上去的困境,把教育性和娱乐性普遍结合的难题当作皮球踢回给陶宏开们,甚至说:“任何新媒体出现的时候,都会有类似问题。电视出现的时候,小孩子一样沉迷。”

……陈天桥的论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市场营销大师张伟平,他们共同的逻辑是:只要卖得好,就代表这东西好;你们要说别的什么东西才是好的,有本事也卖成我这样;否则,你们就别说我这东西不好。

陶说:

目前,网络游戏精英会统计出全国网络游戏玩家一共2000万人,其中19-25岁的占59.5%。武汉则提供的数据是 17-20岁占70%,所以网络游戏精英会是在刻意回避未成年人上网问题,谁都不会相信的。你去网吧看看,哪儿有19岁以上的啊,都是14岁的孩子一大堆。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明年网络商会生产更多的网络游戏,我怎么办啊?我已经快绝望了,我一人之力怎么能战胜300家网络游戏 生产商?

要想情况有所改善,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因为上网成瘾的孩子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炮轰陈天桥。我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我想要是不多的话,我就解决算了。我没有打过游戏,不知道游戏的影响力如此大。

……武汉不就有一个孩子上网和妈妈要钱,妈妈不给就捅了妈妈二十几刀,捅死了后,拿着5000块钱去上网了。在网吧抓到他的时候,他还无所谓。南京一个小女孩也是为了要钱上网,把她的外婆杀了。每年因为网络而造成的犯罪率呈10%递增。

但是对于这些,关注的人太少了,我感到心累力乏,力量太薄弱,我一个人要对付300个厂商、还有那么多玩家,怎么可能呢?

(陈天桥的盛大网络公司是网络游戏最大的卖家,年底还举行了“盛大杯”中国青少年软件程序设计大赛,很多名校纷纷组团参赛,不乏优秀的作品,文化部也参与其中,您如何看待这类竞赛?)

真是卑鄙,说老实话,利用竞赛来刺激孩子,用奖金、冠军来刺激更多孩子来沉迷于网络,都是卑鄙的手段,那我们还怎么进行教育呢?

下面是这篇报道中的评论,还是有些道理的:

所以说,陈天桥和陶宏开之争或者张伟平和一干影评人之争,本身都不是孤立的文化事件,而是折射出当下文化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包括:

第一,资本拥有空前的发言权,文化产品从对市场的漠视一路走来,目前对市场的强调正处在一个矫枉过正的必然发展阶段;

第二,道德的声音日益低迷,像陶宏开那样强调文化产品的道德说教功能,在某些人眼里甚至会成为笑柄;

第三,文化本身的力量没有发挥作用,公众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在资本与道德之间反复摇摆、首鼠两端。

就这样,陈天桥躲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在线的230万网络游戏参加者)背后拒绝被扣上“精神鸦片”的大帽子,陶宏开则顽强地以一己之力像堂吉诃德一样挑战网瘾的风车。

但是,在他们的各执一辞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中国的大烟鬼遍地而英国人很少抽鸦片呢?为什么今天欧美发达国家的孩子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而包括我们在内的东亚地区青少年网游成瘾、网瘾难禁呢?

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显然不是道德或者资本可以解释的,只有文化才具备如此强大的塑造能力。但是一种伟大的文化,必然要有道德的指引和资本的支持,而且二者不能脱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面对陈天桥与陶宏开之争感到两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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