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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1

花生猫应该感谢列维-斯特劳斯。

他的《忧郁的热带》的最后一段话无意中影响到了花生猫的生存状态。这一大段令人费解的话,大意是说,如果我们可以“短暂地中断其蚁窝似的活动,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本质以及继续存在的本质”,就有可能达到思考“一条与通往奴役之路相反的道路”从而“使人类具有特权使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的目的。而这样的思考,可能发生在这些瞬间:“对一块比任何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或者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相互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自从读了这一段,我有意无意地就想去刻意寻找所谓的“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当然这还有赖于花生的配合。所谓对“存在的本质”的思考没有什么进展,但至少当花生急切地在屋里“啊啊”“喵喵”叫唤的时候,我便会想起这段话,遂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寻他,有时拍拍他的头,捏捏他的脸;有时检查一下他的饭盆水碗;有时陪同他来回散步几圈,再玩耍片刻。

但我们的交流终究是有限的,花生猫也终究是一只生活在忧郁的热带的忧郁的胖猫。

每当出门,我们都把花生送到他的领地里,这是朝南的阳台,有明亮的大玻璃窗,良好的视野,温暖的阳光,有他吃喝拉撒的全套家什,还有毯子、枕头和纸箱。然后我们关上阳台门,隔着玻璃窗对花生说:“拜拜!广告之后回来!”

花生瞪大眼睛,茫然又期待地看我们远去。这一段插播的广告好长,短的时候一个小时,比如我们去食堂吃饭;长的时候就是大半天,比如去上课或者上街。不难想象,花生在煦暖的冬日阳光里眯缝了眼,看够了每天大致相似的风景,打着呵欠睡去;朦胧中日渐西斜,甚至暮色低垂,从第N个小盹中睁开眼睛的花生还没有看到那两个人的归来……

每次回家第一件事都是打开阳台门,去摸摸花生的大头和肥肚子,看毛色光鲜的他跳到窗台上伸一个大大的懒腰。想起时常遇到的那些蓬头垢面、沿路乞讨的流浪猫,在刺骨寒风中挤作一团入睡,在结成冰块的水碗里舔出一个小坑。如果让花生选择,他会不会嫌这段广告太长?还是觉得为了温饱无忧,广告再长也是可以忍受?

晚间黄金档的节目照例是我俩轮番手持钓猫棒上演小鱼吊猫的一幕,若无此环节,花生必定嗷嗷大叫死不罢休。然而日复一日,当新鲜演成习惯,激情变做仪式,我们无聊,花生是否无聊?从前住一楼,要么开窗放他出去溜达,要么一日有几次放他院中嬉戏;暂居楼房的日子里,才发现家猫生活的超级空虚无聊和违背自然。无非是一只猫无聊和几只猫无聊的差别,无非是四十平米牢房和两百平米牢房的差别,除去由幼齿奶猫成长为热血青年的一两年,家猫此后的十年生涯,似乎从第一天起就可全然预期,毫无惊喜,乏善可陈。

多么可怕且残忍。但对于家猫主人又是多么无奈。将他们扫地出门,还其自由?从理智或情感上似乎都难以如此选择。而多少人又正在不断把野猫往家门里带,还要绝育。也不管猫们嗷嗷嚎叫:“没有性生活,叫我怎么活!”

正因此番无奈,我们对花生有分外的宽容。改善局面的办法唯有我们拼搏奋斗,早日日进斗金鲜衣怒马豪宅,让花生成为地主猫崽子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小园地。倘若花生某日基因突变智商大增,我们仨定要抱头大叫一声:“情何以堪哪!”

12月 20

通常被炒得太热的书,对我而言就丧失了阅读的欲望。首先大约还是内心里一点点精英主义念头作祟,认为这个时代里人人都说好的东西是一件大众消费品,也许它还不错,但是通常价值不会太大;再有就是一点点青春期残留的逆反心理:你们都说好啊,我偏不希罕。

但是也有例外。余华的《兄弟》,它让我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这二十几万字。这是大概一个月前了,但现在想起来,书中人物仍栩栩如生,言犹在耳。

余华在这部小说(严格来说,是一部小说的上半部分)中的语言风格,仍是一贯的白描。一位天才作家,对语言有充分的敏感和纯熟,便可化腐朽为神奇,不再倚重那些滥俗或俗艳的修辞技巧,照样入木三分,感染力强大无匹。不过较之《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中更多运用排比铺陈,有点儿像小学生作文的幼稚,有点儿像民间文学的热闹,还有点儿仿文革标语口号式的反讽。

读完这本书,我走到我家娘子面前,表情严肃地说:哎呀,我性欲上来啦!两人遂笑倒在地。实际上,这本书让我们不断捧腹,同时它又讲述了一个接一个真正的悲剧。比起余华过去的那些短篇诸如《现实一种》等等冷静、理性、客观叙述死亡、暴力、命运,《兄弟》中的死亡、别离、家破会更让你难过。大概正是因为那些短篇中的人物只是缺乏背景、性格不明的行动主体,而《兄弟》中蒙受苦难和死亡的却是一个个好玩的、生动的、幽默的、曾充满希望的和互相关爱的人吧。还是那些朴素得有点掉渣儿的理念在发挥作用:“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你含着泪笑”,等等。

能够全然平静地书写悲剧的作家,大约对命运的叵测、人性的黑暗早已看得太多,不抱有过分奢望了吧。但兄弟之谊、夫妻之爱、天伦之情却在普通人家哪怕最黑暗的日子里释放那么一点亮色和暖意,他们也是那么努力地寻找着一点点的乐趣,保护着自己的尊严。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如果说余华对命运并不抱希望的话,至少他还守卫并信奉着最后的领地,就是家庭。不论是猥琐而普通的许三观,还是完美得有点样板化的宋凡平,夫妻间的感情是醇厚的,父母对子女是真正关爱的。他为我们留下太多温暖的细节:许三观一家在饿着肚皮的深夜里,在用嘴巴炒出一道道美味佳肴的遐想中睡去;宋凡平为妻子洗头,被抄家后用树枝吃饭却告诉孩子是“古人用的筷子”;宋刚远远地跑来看望李光头给他带来好多奶糖……从这些小说看,余华自己大概拥有幸福的家庭,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儿感情甚笃吧;而且,他已经在无数部小说里让小朋友发现木头电线杆里有嗡嗡的声音了,看来这个发现一定让童年的余华震撼非浅!只是不知道,余华小时候有没有和电线杆“搞过男女关系”?

《兄弟》与余华过去的几个长篇相比,写得要更加“用力”。这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过”了,但也未必一定是个缺点。

此外,本书封底的作者的话也让我心有戚戚,小到学术研究中一篇论文选题,大到人生道路,大抵如此吧:“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最后,感谢版税制度,给予那些有天分的作家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让他们能专心为人类写作。

12月 20

    西方媒介史[法] 让-诺埃尔·让纳内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本书作者是一位曾任法国政府高官的学者。他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讲授了十五节课,由其讲义拓展而来的是这本有关西方媒介历史的论著。因作者自身背景、写作目的,导致了本书有别于我曾读过的其它一些媒介史著作。

首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本书中文译本读起来倍感艰涩,这并非因为内容多么深刻复杂,而是语句本身就颠三倒四,半中半洋,时而罗嗦累赘,时而不明所以,更谈不上什么美感韵律云云了。无法追究法文原著语言情况,姑且先假定是译者中文水平不过关,生生为读者平添大把阅读障碍。幸而在“不求甚解”式的快速阅读中,仍可体会本书特点所在。

作者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传播学或者媒介,并非他专门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他又曾担任法国外贸部部长、通讯部部长、法国电台及法国广播电台台长,其实践经验又势必与媒介领域密不可分。或许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早已习惯美国学者的论著,因此不论视角、观点或实例,这样一本法国人的书显得有些新鲜,至少很多小故事,在《美国新闻史》中是找不到的。

因此,本书名为“西方媒介史”,却很难找到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这类经典媒介史著作的相似之处,也并不关心媒介技术变迁与发展、媒介形态演进及规律,麦克卢汉等学者的媒介观在此书中并无容身之所。全书所关注的,实际是“媒介与政治”之互动关系——某种媒介在某时期特定政治语境中如何存在、发展,又受何制约、损害?媒介又是如何影响所在时空的政治局面?具体而言,各个时期的媒介与自由、与民主、与舆论……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而此处之“媒介”,关心的仅仅是大众媒介、新闻媒介。是以作者之“西方媒介史”,提笔于十八世纪初西欧之报纸,落笔于新千年互联网的闯入(就作者的论述,“闯入”当是对新闻领域而言);是以作者将绝大部分篇幅贡献给了百余年来的报纸、广播与电视,而对互联网的阐述则显得既浅尝辄止,又管中窥豹。

不知是长期从政的习惯使然,还是法国人的民族文化特性,作者无时不在提醒自己从“法国”立场出发。在赞扬了英国十八世纪以来在报业上的辉煌成就与堪为楷模之后,不忘总结法国大革命与报刊,以及给法国留下的精神遗产;回顾了华盛顿邮报的成长历程,就要与法国的全国性报纸《世界报》两相对照。为什么法国的报纸长期陷于困境而杂志业却在全球领先?法国的国有和私有广电体制各有何利弊?这样一种关注本国的态度值得学习。

作者眼中的媒介,并无施拉姆笔下百年更替变迁的淡定从容,而像在政治场域的风暴波涛中颠沛起伏的一叶扁舟。在他笔下,从诞生伊始的报纸开始,司法追究、腐败、课税、贿赂、压制、审查等重重阻碍危机便无时无刻不追随在各种媒介身边,欲使之堕落、削弱、死亡;而媒介又发挥着形形色色的功效,来改变和影响其受众乃至整个社会:为自由而斗争、为事实而追求、启蒙、娱乐、诽谤、宣传、战争手段、冷战武器、外交工具……

而作者的媒介实践和从政经历,又为他高屋建瓴、放眼四海地探讨一些问题提供了帮助。例如在探究广电体制的国有/私有之利弊时,他便娓娓道来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发展及特性。而关心政治与媒介之互动,也时常谈论媒介组织的架构和经营模式,并探讨因之而来的对媒介内容与形式的影响,这些思维方式使得本书时常带有某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即便不是贯穿始终的。同时本书也相当辨证地考量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今日媒介之发达带来的关于信息透明与保密之争,作者既给予了信息透明在反对独裁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以足够的重要地位,又从私人生活秩序、政治领域机密等方面探讨了一定程度上拒绝媒介介入的必要性。

而他时时流露的精英主义立场,关心政治远甚于今日我国学界开口闭口不离“产业”、“经济”的一批“传媒专家”,这或者也会让老一辈新闻学研究者感到一丝亲切?他以自己在任时亲身经历提出,国有电台赢得听众未必要靠提供大量庸俗逗乐的节目,一反常规地取消一些粗俗节目,提供“引导”听众品位的节目,反而在三年后取得了成功。他认为,揭露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的马特·德拉吉“从根本上无异于”那些“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的爱好者,而“我们曾在一个世纪之前看到这种‘小道消息’在美国令人作呕的繁荣景象”。因为德拉吉带来的风潮是为了抢独家、头条新闻而不再顾及媒体的严肃、严谨、道德和责任。以及,就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此事而言,他觉得揭示了大西洋两岸的鸿沟:“欧洲舆论认为,美国总统的性生活应该在其没有被判定为不法行为之时避免一切司法界或传媒界的询问。”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的体系性并不明显,也缺乏一以贯之的方法论或理论基础;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仍让人有蜻蜓点水之感。当然这或许也与本书来自系列课程讲义有关,也与其写作旨趣有关:“本书的目的不是成为最渊博的著作……我仅建议集中主要注意力在西方世界——几个世纪来最近几十年的一种自由发展过程,为那些因重新发现战争色彩并为准备将来战争而忧虑的市民服务。”(唉,这个句子远不是本书译者最差劲的表现)

以及,如MW所说:看来法国的官僚也堪比我国最左的知识分子啊——当然,在中国“左派”本身就是个那么模糊含混的概念。

12月 18

前几日幸晤某教授,如今华人传播学界中的实证研究大师。

他谈及香港报业,说是每况愈下,尤其近来遭到免费报的冲击。他说,本来很多人并不看好免费报纸在香港市场的前景,原因是报业已经饱和,而香港人生活较富裕为人很务实,不会仅因为报纸不要钱就去看,反之若内容不好他们还会认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但事实证明,一年半载下来,免费报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国际报业集团Metro在香港投放的同名报纸,已经达到四、五十万的日发行量,这在人口数百万的香港已经是很大的成功。

嗯,Metro在欧洲各国日发行总量过千万,因此资金雄厚声名赫赫,他们烧得起钱,而且也有整个国际的广告市场在支撑。

他除传播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外,还教授新媒体方面课程,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课程。作为实证研究大师,他果然身体力行之,对一些所谓理论家完全不懂技术而夸张想象式地谈论新媒体表示了鄙视。以“互动”为例,他说自己的新媒体课程是要让学生知道,媒介能拥有什么手段和受众互动、互动到什么程度,又有多么大的限制——许多人头脑中的“互动”似乎就是immersive到可以进行cybersex的那种,但实际状况是有天壤之别的。

也因此,他极力推崇罗杰·菲德勒而不屑保罗·利文森。因前者是真正懂技术、做过项目主管开发的,然后才出来那本Media Morphosis。所以他自称“菲德勒的粉丝”,认为其著作中不少真知灼见,甚至预言了后来的互联网泡沫中的核心问题等等,可惜国内国际的重视尚且不够。他竖起一根筷子,笑称自己的水平在筷子中间的话,菲德勒就在上端2/3处,尼格洛庞帝在下端1/3处,利文森则要到筷子底部去找了。我问,那筷子最上端是谁呢?答曰:Bill Gates。——不过对利文森的这种贬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至少他的The Soft Edge相当不错,且其人还是个科幻作家,呵呵。

还聊到目前国内的学术翻译问题,和我们一贯的看法相似:翻译好一本学术著作太难,而等到个人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他的年龄、职务、层次、事务又通常使他已经不会再去做翻译工作了。这也和学术翻译目前在国内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受重视有关。

12月 04

horse夫妇、taras小两口一起吃饭。horse得意地向大家展示他们设计感十足的漂亮小相机。它是仿Lomo理念的,加上了几种颜色的闪光灯,可以手动控制曝光时间等等,然而最重要的,诚如horse津津乐道的,“拍摄出来的效果是你无法预想的”——偏色、曝光不准确、成像质量问题等会带来某种奇妙的感觉,而它更理想的配偶应当是“过期胶卷”。

我们打趣:“不就是质量有问题的相机吗?”呵呵,把无法控制质量的产品打上另类的标签高价出售给为艺术不惜代价的顾客们,好赞的营销手段——只是个玩笑,绝对没有嘲笑horse的意思。

只是后来再想起,还是觉得很有趣,现代人真有趣。

工业社会追求标准化、大批量,质量体系的精确控制,诸如“ISO9001”云云。我们追求最优功能,追求建立在严格因果律基础上的产品——按照说明书,怎样的操作会带来怎样的效果,不能达到,要求退货。

从本雅明开始,艺术迫不及待和工业化与批量
复制划清界限。但除了处于巅峰的极少数天才大师,大批艺术家们还要吃饭,而如何与工业化结合成为解决饭碗的关键所在。后来有了创意产业。以艺术之名,创意产品明明是批量生产、机械复制,但一定要强调独特性、原创性、以及不确定性——除了Lomo相机,另一个设计实例是horse给我举出的:只能随机播放歌曲的ipod shuffle的热卖。他甚至以horse式的热情和诗意,向我描绘乘坐火车慢车旅游、随性停站下车的人群。

而且这样的不确定性还是反效率的,不计成本的。Lomo相机通常要用胶卷,而且呼唤你不必在意一切随手就拍乱拍最好,当然拍了还是要冲的。比起数码相机它真的很费钱——但它是艺术,而且是不需要你自己有技巧的艺术,诚如一些关于Lomo的描述:“千万别管光圈、快门……放松心情想拍就拍,别在意角度、别注重姿势”、“随意就是潮流,解放传统就是时尚。不要想,随便拍……这就是LOMO,热爱生活,随心所欲的拍摄方式”。真是低门槛的艺术啊,本雅明们大约未曾想到。

这样的一种现象,究竟是现代人矫情的自我欺骗,还是一种暂时的放弃与逃避:我们太累了,要控制一切,要确定一切,让我们暂时掷骰子决定命运吧,爱谁谁吧!

人类有了报纸,后来他们每天看报纸,了解大量和自身全然无关的消息;人类有了电话,后来他们还要手机,随时找到别人和被人找到;人类有了互联网,后来他们还要移动互联,主要用途除了把处理公务邮件的时间延伸到上下班地铁和休假时间外,或许还有坐在马桶上上MSN泡mm、开会的时候偷偷玩游戏、互相交换女星艳照或看看八卦凶杀的社会新闻。——当然,以女性主义者movieworm的观点来看,这都是男人们干的事,他们整天想着的除了性就是撒尿画地盘。

总的说来,人类疯狂地发展媒介、使用媒介,并似乎想用媒介占领自己所在的一切空间和时间。想想自己一天中除了睡觉还剩多少时间完全脱离了媒介、脱离了对信息的摄入?经典的信息论里,香农说,信息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我们终其一生、变本加厉地进行着消除不确定性的活动,如果有一天出门没带手机、三天没上网、一周没看电视,一定有人觉得魂不守舍缺乏安全感以及无所适从。

然而我们却要玩Lomo、听ipod shuffle、搭慢车旅游幻想着可能出现的浪漫艳遇——为的是不确定性,以艺术之名。

真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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